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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吕雅萱

发于2025.10.27总第120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清晨6点，天色刚亮，梅连清骑上摩托车，向长江堤坝驶去。江风裹着水汽拍打在脸上，他习惯性眯起眼，目光沿着江边的树林和浅滩扫视。如果看见有人在长江边钓鱼或捕捞，他就赶紧上前劝离。

“今天巡查没有发现垂钓人员。”连带一张站在江边的自拍，梅连清把这句话发进长江协助巡护的微信群里，作为当天的第一次巡护打卡。

梅连清曾是湖北省洪湖市的长江渔民，在江里打了30多年的鱼。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提出，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8年，洪湖市率先启动长江禁捕工作，梅连清响应政策，“洗脚”上岸。如今，他是一名长江协助巡护员，守护的正是家门口正在休养生息的长江。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推行过程中，像梅连清这样的退捕渔民有23.1万人，涉及湖北、湖南、江西、江苏等沿江 10 省(市)。他们放弃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打鱼技能，上岸后自然面临转产问题。

华东某高校学者杨诺曾带领团队对长江流域退捕渔民群体展开调研，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渔民文化程度较低，缺乏打鱼之外的职业技能，他们转产的岗位普遍对技能要求不高，待遇也比较低。

长江禁渔第五年之际，这些上岸的渔民怎么样了？

告别江湖

9月28日，梅连清跟一名偷钓者险些发生冲突。上午10点多，他照常在长江边巡护，看见一名男子拿着两根鱼竿正往江边走。梅连清上前提醒，没想到男子对他破口大骂，还捡起一块砖头准备砸他，幸好被旁人及时拦下。

“这是一份磨嘴皮子的工作，真不好做。”梅连清说。洪湖市拥有135.5公里的长江岸线，靠江吃江的传统根植于沿江村落，偷捕者时有出现。一些中老年人闲在家中，钓鱼也成了休闲娱乐方式，还有人专程从邻近的城市过来钓鱼。好在比较激烈的冲突一个月也就一两次，更多时候，偷钓者看见他过来了，就自己收竿离开。

梅连清家住长江边的梅潭村，小学五年级毕业后，他便随父亲下江谋生，在长江里打了30年鱼。长江风浪大，船多，但在涨水年渔获颇丰。1996年的洪水季，父亲说：“十年难逢金满斗，努努力。”那一年，父子俩靠打鱼收入近30万元，梅连清盖房成家。那时，江上的鱼肥，价高，他觉得这辈子离不开水。

除了家在岸边的长江渔民，洪湖市还有一群以船为家的连家渔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从江苏、安徽、山东迁来洪湖，几代住在渔船上，在岸上没有房屋和田地。连家渔民徐保安出生、打鱼、成家、生子都在船上，他回忆，早年家家只有小木船，后来生活改善，每户都有“家船”，配电视、空调、洗衣机，还有驾驶船、作业船。那时根据政策，他们在洪湖里按户分配20亩养殖水面，渔民捕鱼之余还能靠养殖贴补家用。最盛时，洪湖上从事捕捞、养殖的渔民有1465户4000多人，湖面竿连竿、网挨网。

作为长江中游最重要的调蓄湖泊之一，洪湖被誉为“江汉平原之肾”，承载着长江四湖流域一万多平方公里的上游来水。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洪湖上的过度捕捞、围网养殖导致其生态功能急剧退化。《湖北日报》2014年曾刊文指出，洪湖水体污染加重，水生植物群落退化，野生动植物尤其是水禽和鱼类种类及种群数量减少。20世纪70年代以前，调查到鱼类为81种，后江湖阻隔后鱼类下降到57种，且小型化趋势明显。

不只是洪湖，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也在衰退。梅连清回忆，在他小时候，还能看见江豚探出江面呼吸，后来，鲢鱼、鳙鱼、刀鲚越来越少，上岸前，一些品种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捕捞过了。

2016年底，洪湖市启动洪湖围网拆除、渔民上岸工程，随后在全国率先开启长江十年禁渔，长江渔民也随之上岸。

引导渔民上岸并不容易，参与这项工作的洪湖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万凯曾多次上船给渔民做工作，宣讲上岸政策。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上岸之前，渔民最担心的是上岸之后的生计问题，他们从老一辈就开始打鱼，上岸之后靠什么养家糊口？

说服渔民上岸的关键是禁捕补偿政策。以长江持证退捕渔民为例，万凯介绍，给予他们的补贴主要有几类，一是按照每张捕捞证8.56万元进行回收补偿；二是渔船渔具征收补偿，具体补偿金额以第三方公司现场评估为准，大多为3000—6000元；三是每户5000元转产奖补。梅连清记得，当时村里每户退捕渔民领取了约12万元补贴。另外，洪湖市还为上岸渔民提供每户3.15万元的过渡期生活补贴。

为了摸清渔民群体的技能、就业意向，2016年，洪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曾去湖上的船里办了一场招聘会。该局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欢回忆，那天湖上刮了很大的风，船摇晃得厉害，一些渔民开船过来观望岸上企业的招聘信息，询问薪资有多少。

一些渔民其实想上岸。徐保安说，湖里教育、医疗资源缺乏，且有很多不安全因素，尤其是洪水期。湖里出生的小孩，从小身上就系着一根绳子拴在船上，他的一个妹妹就是掉进湖里淹死的。

梅连清当了近20年村支书，他觉得自己应该带头响应国家政策，成了村里第一户交船的渔民。但捕了大半辈子鱼的父亲难以接受，抱怨了很长时间，直到梅连清说“要支持儿子工作”，父亲才在交船协议上签了字。

让许多渔民至今难忘的是交船场景。渔民王林坤用小机船把自家的船顶到岸边，交由政府登记、拍照、估价，他的家船评估后不到5万元，补偿款直接打进银行卡。

据官方统计，目前，洪湖市建档立卡退捕渔船1910艘，3417名渔民全部上岸。

新岗位

人生前30年，徐保安的世界里有两个太阳，天上一个，湖里一个。他出生在洪湖船上，对水有天然的亲切感。上岸后，他在洪湖附近的和泽园小区买了一套商品房，这里能看到水中的波光。这个小区也是洪湖上岸渔民集中购房的几个小区之一。

上岸之初，王林坤摆摊卖过热干面，去过工地扛砖，但始终不适应。2019年左右，适逢洪湖发展旅游业，他考取了船只驾驶证，在洪湖里开了两年旅游船。

杨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捕鱼这项技能在渔民群体内代际传承，一般人不会，但这项技能很难在其他行业找到用途。渔民转产的岗位大多对技能要求不高，比如进厂、搬运、门卫、保洁等。

市里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成为政府引导渔民转产的重点方向。洪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谢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洪湖市是中国淡水水产第一大市，有较多水产加工厂，这是渔民就业的重要去向。王林坤的妻子就在水产加工厂流水线上杀鱼，每月收入三千多元。

吸纳较多渔民就业的还有威弘鞋厂，这是一家2017年由政府招商引资到洪湖的制鞋企业，为一个国际品牌做鞋子。总经理陈泓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鞋厂刚落地洪湖时需要大量招工，但本地人对外来企业不熟悉，招工情况不甚理想。后来，洪湖市就业部门介绍过来一批工人，其中就有几十名渔民。

陈泓锟记得，渔民刚上岗那段时间，纪律性较差，普遍坐不住，对管理人员也有抵触情绪。一些渔民难以适应流水线作业，干了几天就走了。这也是杨诺调研发现渔民在转产上的一大障碍：捕鱼是一个高度自由的职业，渔民随鱼而动，早上撒把网，中午收网，不想捕也没人管。“长期习惯这种生产节奏后，要渔民适应朝九晚五的固定上班制，初期肯定困难。”

市就业部门来村里开招聘会后，徐保安跟妻子进了威弘鞋厂。他被安排在发料岗位，但对鞋眼片、鞋舌、后包等鞋子部件一无所知。好在鞋厂的多数岗位对技术要求并不高，陈泓锟从鞋厂四川总部带来20多名带教师傅，女员工在针车岗位学习缝制鞋面，男员工被安排到裁剪、成型岗位，学习一两个月后，渔民基本能独立操作。

鞋厂的月薪是三千多元，放在洪湖算平均工资水平，但对一些渔民来说，却是一道心理坎。陈泓锟回忆，刚进厂时，新员工还在技能爬坡期，熟练工一个月能做五千双鞋时，渔民只能做一千双。等到第二个月熟练度提升，渔民能做三千双了，他们觉得工资也应该跟着翻倍，涨到九千元。当时，二十多名渔民集体罢工，认为自己干得多却拿得少。

陈泓锟花了很长时间解释，工厂是按出勤天数算工资，不是像打鱼那样计件制。

当时，鞋厂请来一位洪湖当地的退休教师担任工会主席，调解渔民与工厂的矛盾。陈泓锟后来了解到，不只是鞋厂，洪湖市就业部门把渔民引荐到市内其他企业上班，效果也不甚理想。有人干几天就走，有人多次向上级部门投诉待遇过低。

转机发生在2020年。鞋厂停工近4个月，还是拿出一两千万元为员工发工资，这个行为让不少员工对企业生出了归属感。另外，之前一些渔民还惦记着能回去打鱼，但随着长江禁渔政策在长江流域全面推开，他们彻底接受不能打鱼的现实。慢慢地，员工心态发生了变化，工作变得更踏实了，跟公司的关系融洽了很多。

杨诺觉得，渔民上岸转产最难的不是学习技能，而是转变劳动观念。大多数工厂岗位其实不需要专业技能，只要愿意适应，渔民完全能干，关键在于渔民自己想不想适应。2023年，威弘鞋厂已有两百多名渔民员工，他们在劳动技能、团队协作上慢慢融入了工人群体。

徐保安成长为鞋厂的一名基层管理者，管理着一个流水线小团队。不过，干了五六年后，他有些厌倦工厂的生活了。据他所知，村里部分渔民在每年4—10月去新疆的养殖企业捞螃蟹。2023年，徐保安也辞职跟着去了新疆，重新拿起渔具时，那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感让他兴奋不已。只是妻子独自照顾家里老小很吃力，三个月后，他又回到洪湖的鞋厂上班。

“打鱼靠天收，有时候一天挣一两千元，有时一分钱没有，我和妻子在厂里一个月挣六千多元，虽然不像打鱼那样自由，但比打鱼稳定，还能陪父母孩子，也满足了。”他说。

自谋生路

国庆前夕，洪湖市美梦星辰服装厂车间里，缝纫机的嗒嗒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备货。“85后”的“渔三代”何广文在三条流水线上巡看。晚上九点半，工人下班，他将当天加工的服装装车，开车送到110公里之外的仙桃市，再把第二天厂里要加工的货运回来，回到家已是凌晨2点。开服装厂后，他的作息一直如此，今年已经是第八年。

杨诺称，渔民群体长期在湖上谋生，不少人难以适应被管理的状态，更倾向于以个体户的身份谋生。上岸之后，渔民群体曾出现一股创业热，这类渔民相对年轻，有一定资金积累，加上领取的政府上岸补贴，便尝试搞养殖、开餐馆、办酒店等。

何广文也在那时走上了创业的道路。上岸之初，他在洪湖开了两年旅游快艇。当时三十出头的他觉得这不是自己长久想干的事，正好家里的一个朋友和丈夫在武汉做服装生意，一次聊天中这位朋友提议，自己手里有订单，他们可以合伙在洪湖开一家服装厂。

服装厂在2018年开张，最初是个小作坊，十来个工人，大多是何广文的渔民亲戚。有人会缝纫，也有人从零学起，何广文则每天坐在缝纫机前学踩直线。厂子只做加工，别人把裁片送来，他们做成成衣，再发到下一个环节。利润薄，量不大，但能糊口。

凭着口碑，两年间，厂子订单慢慢增多。2020年，车间扩展成三条流水线，员工扩招到100多人，其中有30多名渔民。谢操说，像何广文这样的企业，帮政府分担了不少安置渔民转产的压力，是渔民转产过程中的社会稳定器。渔民自己办厂，他们懂这个群体的性格，知道大家想要什么，渔民在熟人环境中重新谋生，也能更长久地做下去。

服装厂扩产的2020年，洪湖市政府为厂子提供了20万元创业帮扶资金，还发放吸纳渔民就业补贴，每留用一名渔民满一年，公司得2000元补助。

但并不是每一个渔民创业都能成功。何广文的哥哥曾是湖里的养殖大户，有二十多年的小龙虾养殖经验。上岸后，他信心满满地承包了两百多亩池子，投入上百万元继续养殖小龙虾。真正养起来他才发现，岸上养殖和湖里养殖是两套逻辑，湖里养殖技术含量低，竹篙一插，网一围，只要水不大，都能丰收。但岸上养殖有技术含量，要重新学习，三年下来，他赔了几十万元。

这几年，何广文的服装生意也渐渐承压。洪湖街头的服装厂越来越多，一些原先在广州、温州服装厂打过工的人，积累人脉和订单资源后回洪湖开厂，帮沿海地区做服装加工。竞争加剧之下，原来一条裤子加工费2元，现在别的厂1.8元就能接，订单越来越少。但不接单就意味着停工，没活干的工人就会流向别的服装厂，等到订单回暖的时候，又临时找不到工人，只能“看着钱却赚不着”。 何广文说，为了维持工人在岗，现在许多本地服装厂宁愿低价接单，也要让机器转着，让工人有活干。

谢操表示，近些年企业承压，当地陆续出台稳就业政策，比如给予企业员工社保补贴。对于上岸渔民，政府实行“一人一档”，每季度电话跟踪就业情况。若处于失业状态，就业部门会主动推荐岗位。

不过在谢操看来，所谓政府“安置”渔民就业的说法并不准确。渔民转产本质仍然是市场化选择，“他能不能就业，取决于个人能力和企业需求是否匹配，政府更多是搭建信息桥梁的作用，而不是替代市场去安排”。

持续性重建

9月下旬，洪湖市一家水产加工厂里，一群老渔民围坐在板凳上埋头剥莲米。这是一份日结的零工，剥一斤莲米赚一块钱，一天下来能挣五六十块钱。年近七十的张广林连续剥了三个月，指头上结起厚厚一层茧，他口袋里揣着一把指甲剪，时不时掏出来剪掉磨得发硬的部分。

张广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大半辈子吃住在湖里，从没想过有一天要上岸，湖里捞一把就有饭吃，他也从没想过需要买养老保险。可真上了岸，住进城里的商品房，柴米油盐样样都得花钱买。

为了维持生计，上岸后的张广林没闲着。他做过清洁工、绿化工，捡过废品，也在鱼摊帮人洗过鱼，如今来这家工厂剥莲米。可这份零工也是季节性的，等10月之后莲蓬少了，这份零工也就干不下去了。

“当下该重点关注的，还是这群60岁以上的老渔民。”万凯说，上岸时，针对年满60岁且办理了退休手续的退捕渔民，政府给他们按照专业渔民56679元/人、兼业渔民20000元/人(在岸上有部分田地)的标准一次性发放补贴。上岸后，这群渔民年龄大了，被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又不像农民有田可种，缺乏稳定收入，只能四处打零工。谢操表示，洪湖市就业部门开招聘会时，如果有保安、保洁这类岗位，会优先推荐给他们。

相比之下，60岁以下的上岸渔民有更多保障，洪湖市政府每年会补贴他们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据当地提供的数据，2024 年，洪湖市共有 2040 名渔民享受到这项补贴，补贴总金额 100.6 万元。

杨诺提醒，渔民刚上岸时，能一次性拿到十几万元补偿金，暂时缓解了生活压力。随着时间推移、补偿金逐渐被消耗，部分渔民可能会感觉生活压力再度增大。不过，在杨诺看来，渔民想解决长期生计问题，终究还是需要主动学习新技能，积极寻找转产机会，让生活持续稳定地运转下去。

有学者在关注长江渔文化是否消失的问题。2021年，《农民日报》曾刊发一篇文章《长江禁渔，应兼顾保护长江渔文化》，作者单位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这篇文章指出，长江十年禁渔意义重大，但不能误伤渔文化。个别地方将渔村整体拆除，渔具、渔法、长江传统渔村风貌没有得到保存。很多地方基本只有中老年渔民才熟悉渔业生产、传承渔文化技艺活动，这些人在十年禁渔过程中转产和老去。“如果不把长江渔文化保护提上议事日程，长江渔业历史的记忆很有可能在十年内逐渐消逝。”

过去在捕捞之余，渔民在湖里唱渔歌、敲渔鼓。王林坤记得，每到春季，家家户户驾船聚拢，船头接船尾，在湖里举行庄重的祭祀仪式，祈祷风调雨顺、鱼虾满舱。到他这一代上岸后，这些渔民文化渐渐断了传承。

“老祖宗传下的东西在逐渐消失，确实很可惜。”他说，他的下一代，有一些人连湖水都没沾过，不会游泳，更不会划船。但同时矛盾的是，包括王林坤在内的几位受访渔民，无一例外早早将后代送到岸上接受教育，不想再让他们以捕鱼为生。他们认为自己这一代受限于湖区的教育资源，文化水平有限，等到下一代能上学了，他们努力托举孩子走出湖区。“我们还是想让孩子读书，多学点知识，将来有出息，在城里生活得更好。”王林坤说。

洪湖当地也有过保留渔文化的尝试。万凯说，渔民上岸时，政府保留了几艘比较好的船只，计划留着日后做旅游开发。在此之前，洪湖市结合本地的水乡文化，规划开发渔乡文化村、渔乡文化街，渔家生活馆等一些业态也已经在布局。但是他表示，当下的基调还是治理为主，等到后期环境资源稳固了，会继续在合规的地方开发，保留渔文化。

王林坤不想丢掉江上生活的技能。这些年，他先在洪湖里开旅游船，腿伤后居家休养，后来又去青海湖开旅游船。高原反应让他的身体吃不消，他又回到了洪湖市。今年9月，他找到了新出路——在长江上开巡视船，月薪3000元。这两天刚上岗，他熟练地把船靠岸停稳，对自己的开船技术感到满意，“手还没生”。

渔民上岸了，但生活还需要持续性重建。

(杨诺、张广林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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